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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奎琳杜普雷的轶事典故有哪些她是怎么去世的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5:32:07 阅读: 来源:电缆防火涂料厂家

杰奎琳·杜普雷的轶事典故有哪些?她是怎么去世的

小杰姬和大提琴

杰姬出生的前一夜,是五十年来最冷的一天。当初妈妈怎么也怀不上她,弗雷泽医生给她开了一种雌激素之类的血清。注射的时候,医生打趣道:“这孩子会成为赛马冠军!” 打我记事起,妈妈就用音乐同我们姐妹俩嬉戏。一天,无线电里正在播一档介绍管弦乐器的节目。妈妈随着音乐的节奏将熨斗移来移去,杰姬也随着妈妈的动作来回摇摆着。长笛,双簧管,单簧管逐一上场,紧跟着的是小提琴。随着大提琴声飘满房间,杰姬开始安静下来,她听得出神了,跳了起来,抱住妈妈的腿说道,“妈妈,我要发出那种声音。”妈妈一阵激动。于是,在杰姬五岁生日(1950年1月)的前一晚,她悄悄在杰姬床头放了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。第二天一早,惊喜若狂的杰姬把一家人都闹醒了,“妈妈,屋里有个庞然大物!” 学琴后不久,妈妈带她上伦敦第一次参加音乐节。妈妈用钢琴为她伴奏。她别提有多兴奋了。最后一小段结束时,妈妈正要站起来,可杰姬又开始拉了。妈妈赶快坐回去,再给她伴奏一遍。重复一次对杰姬来说还不够,她再一次拐回去从头拉,好在妈妈这回已有准备。显然,杰姬觉得演奏三遍刚刚好。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。 杰姬对音乐的早慧令所有人吃惊。她几乎从不练琴,记谱子也不费事,再难的曲子听一遍就能凭记忆流畅地拉出来。老师比尔认定她具有一种令人费解而又永无止境的天赋。有一次在BBC电视台录节目,我们荣幸地被引见给演播室的嘉宾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。查尔斯王子,当时才八岁,想玩玩杰姬的琴,说罢一下子就骑了上去,死死地抓住琴,手指在弦上上上下下地滑动着。“别这样动我的大提琴,”十二岁的杰姬说着,毫不客气地就将琴夺了回来。“它又不是一匹马!”

大放异彩

神童总是迷人的,不少要人就常来家聆听杰姬的演奏。于她而言,这不过是多了几次表演机会而已,而且她也挺喜欢,但我却越来越敏感地意识到,我正在被忽视。可以预见,人们会这样问候我:“你好,希拉里,你那了不起的妹妹还好吗?”经常是她在演奏的时候,我会把耳朵贴到门上,希望能发现她的特殊秘密。但我明白,我永远也找不到。

1961年,年方十六的杰姬开始在专业舞台上崭露头角。这年3月1日,著名的威格摩尔音乐厅座无虚席。她校好音,开始沉浸于那个非凡的世界,第一支曲子是亨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。但随后,叫人吃惊的是,她竟然越拉越走音了。怎么回事?杰姬很少跑调的,她的手指爬升到指板高处,很快就明白了,一定是有根弦出了大毛病。她突然停下来,站起身说:“女士们、先生们,我的弦坏了,得去换一根。请见谅。”她离开舞台,换好弦,又走回去重新开始,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观众折服了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是多么的感动。她如往常那样拉琴,但是,在那种环境下,还有那把美丽而神奇的“棕色斯特拉德”,不知怎的,一切显得不同寻常。音乐在流淌,人与琴已融为一体,她毫不迟疑地与听众交流着。大提琴揭示出了她的真性情。人们几乎要哭了。

爸爸叫人将第二天早晨的所有报纸都送来。《泰晤士报》的醒目标题是:“十六岁的惊人的大提琴造诣”。文章写道:用前途似锦这样的字眼来评论她的演奏几乎算得上侮辱,因为以她的幼龄,能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琴艺,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《每日邮报》说:杰奎琳·杜普雷将使英国拥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大提琴家。她就是为大提琴而生。杰姬一夜成名。

大提琴的背后

假如我情绪高昂,杰姬便总是精神不济,反之亦然。随着我和基弗堕入情网,杰姬变得越发低落。威格摩尔之演以后的几个月里,她一直都在作激烈的心理斗争。全世界都认定她是位大提琴家的事实粉碎了她的认知。过去她就是她自己,创造着音乐。但如今,价值的骤然提升给她加上了需求和期望的包袱,这令她恐慌。平生第一次,她质问起自己是如何演奏的,她开始对自己刨根究底地怀疑起来。

1962年秋,杰姬赴巴黎学习,师从法国大提琴家托特里耶。没有妈妈的日子不太快乐,生活上也一团糟。她把脏衣服寄回家里,妈妈洗好后马上再寄回去,同时附上一张衣物清单。争取自立,对于杰姬而言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探索过程,她以爆发性的能量挑战生命。她强烈的女人味很快就显现出来了。她是一个绝好的伙伴,有非凡的模仿能力,还有一箩筐下流笑话,如今的她既来电又性感。看起来,她遇见的每个男子都爱上了她。她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。杰姬不喜欢对未来作出规划。要她作长期的承诺很难,因为她从来就是一个自然随意的人,只活在此刻,只为此刻而活。因而,她极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音乐会,这可让经纪人和音乐会赞助商大伤脑筋,她还讨厌出国演出,但这却是一位国际艺术家所逃避不了的。她忍受不了异国他乡的寂寞,常会打电话给妈妈说,“我可不可以回来?我不想参加这场音乐会了。”声音总是那么迷惘,有时几乎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,于是,妈妈会丢下一切赶去陪她。

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,一个从波特兰大街走到哈雷街就辨不清路的女孩,如今却要独自来往于国际机场和外国城市之间。她从一个样样事都已为她打点好、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飞弹出去,进入一片陌生的天地,她要自己打理饮食、衣服还有时间。对于一个独奏家来说,既没有实质上的支持也没有情感上的支持。

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,杰姬赴俄罗斯留学,半年后回国,呜咽着告诉我:她被强暴了。“是谁干的?”我屏住了呼吸。她喃喃的回答声几乎听不见。

这年冬天,杰姬应邀去傅聪家参加圣诞聚会。丹尼尔·巴伦伯英,这个出色的钢琴家与指挥家,这天也受到了邀请。当时大家正在喝咖啡,冷不防闯进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。杰姬立刻为之倾倒,赶忙去拿她的大提琴。他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音乐交流方式演奏勃拉姆斯的F大调奏鸣曲,如此之默契,讨论都是多余的。音乐款款流淌,两人立刻来电。第二天黎明她打来电话,“希尔,我恋爱了,我恋爱了。”

他们很快就结了婚。

她需要的是基弗

在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,最坚固的因素也往往是最脆弱的,就好比杰姬与丹尼的婚姻——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。

杰姬说到底是个英国乡下姑娘,不善交际,不谙世故。她热爱自然,喜欢在雨中漫步,最心仪单纯直白的东西。她讨厌抛头露面,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推销自己。而丹尼对于他们那高速运转、飞来飞去的生活却应付裕如。

1971年早春,电话铃响了。电话那头的杰姬几乎语无伦次。“希尔——希尔……是你吗?是我呀,你得来接我。你得马上就来。”

“杰姬,出什么事了?你在哪里?”

“是丹尼,”她抽抽搭搭地说。“希尔,我很害怕,求你快来。”

“杰姬,我说过我会来的。你为什么害怕?出什么事了?”

“他们要把我关到疯人院里去,丹尼对我发了那么大的火……”

她告诉我,她和丹尼经常吵架,她只能靠吃药来让自己镇静。显然,医生跟她说过,为了保证她的安全,要把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。她恳求我马上出发到美国去,把她带回家。

第二天,我到伦敦的美国领事馆领签证。我出发时的心情很复杂,既兴奋又不安。我很怕面对丹尼。可我必须挺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拯救我的妹妹。

我到达希思罗机场。机场广播里传来一条通知,让我到问讯处报到。他们说:“杰姬即将被送上一架前往英国的飞机,所以我现在应该回家。”

她到的时候样子很可怕,脸色苍白,皱纹密布。以后几天,她的情绪时起时伏,时而和孩子们在花园里左冲右突,时而又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。

不久以后,她告诉基弗,她再也不想见到丹尼了;她讨厌他,他们的婚姻完了。他人不在这里,她就毫不留情地数落他的罪名,不管他什么时候打电话来,她都拒绝跟他讲话。我很同情杰姬,但也知道要跟她生活在一起确实不容易。我开始警觉到她也许是在利用我躲开丹尼,而这对他是不公平的。

从此杰姬便在我们家住了下来。她很信任基弗,每次大发脾气之后总能在基弗的安抚中平静下来。有一天,她宣布将独处一两天,想回到朝圣者街的家里去。

“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我会打电话来。”

她确实打了电话,几乎一到伦敦就打来了。很难弄懂她说的是什么,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狂乱。基弗跳上汽车,飞驰而去。

我知道他做得对,可是这么一来却把我撇在一团乱麻里直哆嗦。我困惑极了,那天是怎么应付孩子们的,我都记不清了。

晚上,基弗回到家,把我领进花园,当他告诉我(其实我已经猜到了),杰姬求他和她上床——他就照办了,我便开始哭个不停。

虽然我们俩都预料到这事会发生,可我还是很震惊。

我在他怀中哭泣,他能回家来,对我是莫大的安慰,可我还是觉得自己被彻底背叛了。杰姬在努力生存,她也知道基弗并没有被她征服:正因为如此,碰上危机,她可以向他求救,对她来说,他会在某个别人未曾涉猎过的方面显示出足够的坚强来。当年我嫁给基弗时,我找到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爱,置身于其中,我觉得我是自由的,我知道我是安全的。可是,唯一能让杰姬好受的方法就是把她想要的东西给她。她要的是基弗。

第二天,杰姬又回到了艾什曼斯沃斯。我到车站去接她。刹车声呼啸着传来,我内心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唠叨,“行了,希拉里,行了,希拉里。她比你更绝望。”车门砰地一声打开,杰姬从月台另一端的最末一节车厢里出来,我从我站的地方飞奔而去,一头扎进她怀里。

我不知道我们俩站在那里相拥而泣了多久,可是在那一刻,我们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亲近,在我们私人的防空洞里,分享着无声的隐秘。

基弗总是和我一起上床。如果杰姬需要他,他过一会儿会到她那儿去。有时候我还对付得过去,可有时候,我真是觉得受不了,只好在饮泣中入睡。

基弗和我一起承受着这样的局面。我内心深处知道杰姬想要什么,目的是什么。当然,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她和基弗在一起时的情形。

饱受折磨

我不知道杰姬是怎么会和丹尼和解的,我只能假设,随着时光流转,或者是她的困惑渐渐消失,或者是她已学会了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。1969年,她重新拿起大提琴,与丹尼一起去特拉维夫演奏。我们见她的机会又开始愈来愈少,因为她再度卷入了丹尼的生活漩涡:音乐会,夜宵,旅行——所有这些她说过她应付不了的事。我不知道这能维持多久。

1973年,困扰杰姬多时的手腕无力终于查出了病因——多发性硬化症,一种迄今为止尚无特效药的绝症。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行动、语言甚至呼吸,被一点点地蚕食。

许多媒体都对杰姬的病很感兴趣,她不想吓着别人,所以定了一条规矩,不准讨论她的症状。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名人,各方面来的建议简直要把她淹没了,从食疗到冥想,从药物到在特殊的水中洗澡,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也有许多信是那些把杰姬奉为偶像的病友写来的。她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励。有时候,她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,因为她不得不时时刻刻都表现得很勇敢。

随着杰姬的情况越来越糟,她变得比以前更喜欢吓唬人。许多来探访她的男性朋友听到她用“跟我做爱吧”充当问候语,都会吓一跳。有些人反应快,把这个当作一句笑话,而另一些人则会被吓跑。也许,杰姬是藉此表达她仍然是一个女人,还没有丧失性欲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多发性硬化症如何扭曲、摧毁着杰姬的个性。那个曾经以黄色笑话取乐的女孩如今已变得越来越粗俗。发起火既刻毒、又恐怖。她似乎很想让别人受伤。这不是我们一向熟知的那个杰姬。她感到很沮丧,就像是掉进了陷阱。她告诉我,困在轮椅上最糟糕的一点在于,不管碰上什么情形,她都逃不掉。

有一天,电话响起来,我接听了。是杰姬。她想同基弗说话。

“他在外面,在花园里弄花草。要我去叫他吗?”

“嗯,请叫他马上到伦敦来,因为我要他和我做爱。”

我觉得浑身瘫软。

“杰姬,这事我不能跟他说。你得自己跟他说。”

“那你去把他找来,我自己来问他。”

我心里怦怦直跳,跑出门去叫基弗来听电话。

“是杰姬。她要跟你说话。”

基弗听杰姬说了一会儿,没有一点反应。沉默良久,他答道:

“杰姬,我们不能回到过去。这没用。我很抱歉,但是不行。”

她砰地摔了电话。

我在颤抖。

“基弗,”我轻声说,“我想这是头一回家里有人对她说‘不’。”

从此以后,杰姬再也没有跟基弗说过话。

随风而逝

1987年10月15日,家庭护士通知我们,杰姬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我和皮尔斯立刻开车到伦敦去看她。她得了肺炎,不能说话、吞咽,眼睛也看不见。

之后有一小段时间,我和杰姬独处。她在打颤,胳膊在床上乱捶,眼珠咕噜噜乱转,耳朵不停抽搐。她的脚跟和肘部都有合宜的垫套保护着防止不断的摩擦引起疼痛。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颤动,成了一个剧烈波动着的庞然大物。我只好跟她讲话,让她想起泽西岛的气味,田园诗一样的天气,还有温润的粉红色花岗岩。才说了一小会儿,她就渐渐地完全沉静下来;她睁大眼睛,整个人松弛下来,胳膊和手指停止了颤动。骤然间,我和妹妹重又团聚在一起。这是我们之间最扣人心弦的一刻。我只能不停地说话。我不敢停下来。

第二天早上8:30,杰姬告别人世。那天晚上,回家的路是那样漫长,我们的情感已疲惫枯竭,眼里盈满泪水。9:15左右,我总算捱到家,挣扎着从车里出来,一头栽进起居室,跌坐到一张扶手椅上。

电视新闻已近尾声,我依稀听到气象预报,紧接着便是一段特别安排的致敬专辑。转瞬之间,屏幕上出现了平切斯·祖克曼,若泽·路易·加西亚以及祖宾·梅塔,都在为杰姬唱赞歌。我努力集中思想,终于看到了她,我的杰姬,我刚刚永别过的杰姬,此刻却在我面前的屏幕上栩栩如生。她就在那儿,嬉戏玩闹,与往常一样精力充沛,同她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谈笑风生。我觉得自己仿佛当头挨了一槌。

我不记得那天夜里是如何上床的,可我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,只觉得仿佛已到了世界末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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